星期四 , 13 8 月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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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論 | 中國援助防疫 何以觸動西方敏感政治神經?

文/蔣沁志、林立山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擴散已近失控。面對醫療物資緊缺的窘境,多國第一時間將目光投向中國。作為受到疫情第一波衝擊的國家,中國社會在付出沉重代價後逐漸恢復了生機,這座世界工廠在多國的期盼中按下「啟動鍵」,引擎的轟鳴聲也為急需物資的人們帶來了希望。

疫情正促使各國政府展開本世紀以來最大規模的國際合作。根據中國外交部3月31日公佈的訊息,目前中國政府已向全球120多個國家和4個國際組織提供了多種醫療物資援助。其組織規模之廣、實施間隔時間之近,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所罕見。與此同時,作為全球醫療物資供應鏈中占主導地位的國家,中國夜以繼日地轉動著機器,滿足來自各大洲的物資訂單,並以較低價格實施供應。

儘管如此,不和諧的聲音也充斥在國際輿論中。當中國在極短時間內擴大國際公共產品供應後,這一行為並未獲得西方社會的充分認可和理解。觀察近期輿論,主流媒體雖較為客觀中立地報道中國的援助行動,但負面評價不斷增多,大有改變輿論風向的態勢。比如,有西方政客和媒體認為中國援助無非是「掩蓋」因早期處理疫情「不當」而導致肺炎全球擴散的「特殊責任」;更有人將中國的「慷慨」與擴大政治影響相聯結。

國際輿論分歧下的三重矛盾

筆者認為,國際輿論的分歧背後,有三重矛盾致使西方很難公正客觀地看待中國的對外援助和商業行為。

第一是「務實主義」與「傳統意識形態」間的認同矛盾。

中國能在疫情得到控制後迅速恢復生產和組織對外援助,說明領導層重視並承擔起與中國國際地位相匹配的責任。歐美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一向以價值和制度輸出為己任,當歐美各國面對一個制度和意識形態上不被其認同的國家擴大國際擔當時,不得不在傳統價值觀和國家生存上做出抉擇。疫情失控下,「維持生存」這一國際政治基本行為邏輯被凸顯出來,歐美當局對意識形態的掌控意願也被迫降低。這也解釋了為何美國領導人在對「中國病毒」的稱呼上快速轉彎。然而,儘管這些國家迫於疫情對中國採取了較為務實的態度,但其社會對中國的認知偏見並未消失,輿論傳遞給各自政府的壓力也會一直存在。

第二是民粹主義影響下西方政黨政治的結構性矛盾。

「民粹牌」成為近些年西方各政黨操控輿論的「巧妙」手段,「民粹思想」本質上和人類的普世價值存在根本衝突。在選舉至上的西方社會,政客可以憑借虛假宣傳、內聚認同、激化情緒等手段來騙取選民的支持。近段時間,一些國家(包括中國積極援助的國家)極右翼政黨無視當前中國與其國抗擊疫情時的患難與共,利用謠言和陰謀論煽動民眾情緒。當前,病毒已經改變世界絕大多數民眾的生活方式,人們對新冠肺炎的恐慌也不斷加劇。疫情終將結束,屆時,黨派極端勢力勢必借助民眾在疫情期間所壓抑的情緒來操弄選舉。如何面對這一不確定性是眼下中國政府需要思考的。
第三是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的結構性矛盾。

冷戰結束後,中國的崛起改變了美國主導下的單極體系,而新冠疫情則很有可能成為加速世界權力轉移的黑天鵝。當美國成為全球疫情中心,自顧不暇的華盛頓只能從其他領域展開對中國的遏制。輿論戰便是華盛頓向北京開的第一槍。觀察美國近期的作為,其正開足馬力不斷製造各種有損中國抗疫形象的失實言論,將自己的抗疫不力「甩鍋」中國。白宮的某些關鍵人物也試圖從政府層面影響其盟友對中國抗疫的看法。比如在今年3月G7工業國集團的外長視訊會議中,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企圖將對中國的無端指責放進七國集團的聲明,但這一計劃終因其他國家的反對而落空。毫無疑問,新冠肺炎已成為加劇中美間結構性矛盾的催化劑。

中國遵循道義援助外國提升權力的合法性

3月18日,《外交事務》雜誌發表了由Kurt M. Campbell和Rush Doshi撰寫的題為《冠狀病毒可能重塑全球秩序》一文。作者認為,美國的國家治理能力,為全球提供公共產品的合法性以及召集和協調全球應對危機的意願和能力是制約美國全球領導力的三大要素。新冠疫情測試著這些要素,不過目前看來,美國的表現並未通過測試。

千禧年後,美國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隨著其發動的幾場戰爭以及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而大幅降低。自2017年共和黨上台後,華盛頓開始全盤否定冷戰後形成的多邊機制和國際經濟秩序,對外戰略開始轉向以保守主義為特徵的孤立政策。「美國優先」的背後實為損害他國利益的一種霸權邏輯。疫情在全球擴散後,白宮的首要考量是將美國以外醫療設備的供應鏈轉移回國內。先不論此種做法可行性如何,當各國面臨這場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國際公衛災難時,華盛頓的這種思維模式無疑違背了人類社會的基本倫理道德。

在中國,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曾提出「道義現實主義」的理論範式,該理論有一個值得關注的邏輯推論,即戰略信譽助推國際間的權力轉移。信譽越高,盟友越多,其國際權力分配的方案就更容易被接受。在舊有體系下,各國原本認同並接受美國應對國際危機時所展現的領導力,然而華盛頓的一系列避責措施,以及謀求壟斷醫療技術的做法直接降低其戰略信譽。比如,白宮曾企圖從一家已在疫苗研製上獲得初步成果的德國公司購買該專利並進行壟斷,但此舉迅速地招致了七國集團的強烈反對。對比中國積極努力提供公共產品維護國際社會現有秩序,美國政府的表現極大衝擊了其多年來所建構的權力體系,損害自身在國際間的權力合法性。

不同於華盛頓極為現實的外交政策,中國對外理念一直以來秉持著道義的色彩,儘管這種思維仍以國家物質實力為基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願景是中國展開對外援助和合作的核心價值,是一種超越意識形態的論述。中國強調這種價值觀,但不輸出這種價值觀,給與各國的援助也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在疫情爆發的第一時間,中國官方很快向WHO提供了病毒全基因序列,以讓全球科學家盡快開展疫苗的研製工作,並能在短期內建立相應的病毒檢測體系。與此同時,中國也及時向全球近200個國家和地區分享最新的診療、防控等技術文件,對各國的援助也根據對像國的實際所需來制定。可以說,中國的對外援助表現出體系化,專業化的特點。

事實上,西方社會很難理解中國遵循道義開展國際援助的背後邏輯。雖然筆者對後疫情時代的中美關係不表樂觀,但可以明確的是,面對國際社會大多數行為體(包括德法在內的歐洲大國),中國的戰略信譽將因此次疫情對外的積極作為而大幅提升。

眼下,中國以外的疫情仍在惡化,中西方圍繞疫情的各種辯論也會不斷增多,但世界權力中心從西向東的加速轉移已是不爭的事實。

(作者蔣沁志為上海交通大學國務學院博士生;林立山為日本學習院大學大學院政治學研究科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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